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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戏剧，千百本，古人首推《西厢记》，王实甫的元杂剧。

“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明）贾仲明

“古戏必以《西厢》称首”——（明）王骥德

“吾于古曲中，取其全本不懈，多瑜鲜瑕者，惟《西厢》能之”（清）李渔《闲情偶寄》

这样的评判，可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西厢记》里，王实甫说 ：“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待月西厢下，疑是玉人来

——山西蒲州普救寺

《西厢记》的故事在中国,可以说是无人不晓，但是为什么，故事中的地点在山西?

2007年去山西,因为行程的安排，没有机会去普救寺，觉得真是个遗憾,不为别的，自然是因为它是《西厢记》故事的发生地，而且不是一个虚构故事中的背景地，例如《罗密欧和朱丽叶》中的意大利的维洛那；而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发生在这样一个真实的地方，自然是令人神往。

古莆州，唐代河东县，古书称：“三都要会”，位于长安（今西安）、洛阳、晋阳（今太原）三都城之间，滨九曲黄河之水，扼秦晋通衢之途，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今天人看来，似乎是地属“偏远”，但是在《西厢记》故事发生的唐朝，这里的确是一个非常繁荣的地方，东西南北商旅过客，舟车行人鞍马，一天十二个时辰，熙熙攘攘，络绎不绝。

蒲州所以重要，皆因如此，和另外的传奇不同，假使换了一个地点,这个故事不会发生。传奇中只说了一句“张生游于蒲”， 并没有交待他从哪里来，也没有多一句话谈蒲州，但是戏里就不一样，谁都知道元稹是河南人，而且认定这是元稹的故事，于是也由不得谁分说，直截了当地将元稹的出身家世以及个人经历都贴在了张珙的身上，于是我们知道张生从家乡洛阳上京赶考，因为时间充欲，游历四方，来到黄河东岸的蒲津，因为这里是交通要道，水陆便捷，而且，距离京城长安并不是很远。

王实甫在戏里，用两只曲子，描述张生站在岸边渡口看黄河，其中有这么两句：“九曲风涛何处显？则除是此地偏”——“此地”，就是蒲州。

按元稹所述，普救寺的位于“蒲之东十余里”，城郊乡野，环境幽静，是一个可以静下心来读书的好地方，至于他是否静下了心，那就是之后的事了。

崔氏一家旅居蒲州，和张珙旅行至蒲州，原因都是一样，小城地处唐朝“交通要道”，中国当年黄河文化昌盛发源的中心，城市与城市之间，往来返复，很容易的，就走到了这里。崔家，可能是由东而来（今山东），准备往西（长安）而去，不知为什么行到这里便停住不走，选择城郊的普救寺暂住，这一住就是一两年，在这佛门清幽之地，以为能避免俗世的搅扰，至于是否被人搅扰，那也是之后的事了。

这就是这一部名传古今的戏剧的故事背景，时间和人物，还有故事发生的地点，一切都已经安排得妥当，等待故事的开始。

安史之乱，盛世大唐由盛而衰，唐贞元年间，某军主帅病死在蒲州行辕，监军太监统不住军队，没了管束的士兵大劫蒲州城。张珙临危受托，利用和蒲州官吏的交情，保护旅居普救寺崔氏一家不受乱军侵扰，于是《西厢记》的故事开始。

唐中期，自魏晋传承的门阀制度尚未消除，崔卢王谢四大家族，崔氏居首，朝廷恩惠，世代受封祖上的官职，至《莺莺传》传奇发生之时，崔氏之家日渐衰落，但是，与平民百姓，在当时的社会，地位及阶层，有着高低贵贱的区别，若非特别的原因，平素的日子不通往来。

假设，如果没有这天地鬼神的巧合，平民出身的读书人张珙怎能和贵族门第的崔莺莺会面？无论是在京都长安，还是崔氏故乡的某一个城市，崔莺莺都是深居朱门大户的女子——庭园深深，楼台深深，重檐叠槛，重帘叠幕，养在深闺人不识，哪里来的西厢待月？

所以，我说，蒲州普救寺，一个天造得设的才子佳人欢会之所，没有这一座古老的寺庙，也就没有这流传千古的艳丽的传说，也就没有中国文学史上这一部伟大的戏剧。

只有去了山西,你才知道,那里是多么美的地方,那么茂盛的树,老干横枝,绿荫匝地,凸凹的山石和飞泻如玻璃的泉水,然后是屋宇殿阁,五彩缤纷的颜色,浓艳欲滴，琉璃瓦,金黄和碧绿的色泽阳光下耀花人的眼睛，廊檐下支撑着粗壮的木柱，年深日久，朱漆褪落成那一种旧旧的红色,殿堂内雕花的藻井，和殿堂外翘檐下的斗拱，历经千年风雨的冲刷，依然浓艳得令你难忘——尤其是，夕阳落到山的背后，昏昏的暮色从四周向你袭来，透过逐渐黯淡的天光，身边的一切美得更加离奇。

我没能去的普救寺，一定也是这样，浓艳的殿阁，浓郁的林木，泥蚯脊白粉墙，开一扇月洞门，平日上着沉甸甸的铜锁，如果开了门进去，一间不算大的园子，太湖石在墙边立着，院子里植着花草，石桌石凳子，一只飞檐伸进画面，檐角上挂一轮满月。

待月西厢下，

迎风户半开。

隔墙花影动，

疑是玉人来。

这一首诗，从元稹的《莺莺传》，到董西厢到王西厢，到昆曲，到京剧，故事流传了一千三百年，戏剧本子改了一遍又一遍，没有改的大抵只剩下这四句诗了。

寡母孤儿，魏晋风流，贵族后裔，威赫森严的高门大户，寄居在荒郊古寺，日近长安远，月花秋月的日子，日日躲在西厢内，听隔墙的幕鼓晨钟，几时能见着一个“性温和、美丰仪”的男人？何况，既是表亲，又有救护之恩，一见钟情，这个词是怎么造出来的？用在这时候，自然是再妥当也过的了。普救寺中的少年男女，身在他乡异地，一处太过清静的佛门圣地，暮鼓晨钟，一日复一日，剪不断理还乱的愁绪没有人可以说，和一个喜欢的人交往，也是有了一个消磨寂寞光阴的伴，男欢女悦，自然天成，更何况是上天的撮合。

关于普救寺，元稹的传奇里所述不多，除了著名的这四句诗，另有元稹署名的三十韵诗，有：“龙吹过庭竹，鸾歌拂井桐……”的句子，可以猜测到寺院的优美和静寂。至于王实甫的杂剧，则是花大笔墨来描绘寺庙的建筑，“玻璃殿相近青宵，舍利塔直侵云汉”；介绍寺庙的历史，“则天皇后的香火院”；以及细述寺庙内的园林风景，特别是西厢，才子佳人隔墙相看的春花秋月——浓墨重彩地，将观众的视线，从喧嚣嘈杂的俗界，引渡到梵音贝叶的普救寺内，只不过是，要将“梵王宫”变成为“武陵源”。

元稹写《莺莺传》，离他与崔氏相识的时间，已经是二十年之后，二十年中，他曾经沧海，心中恋恋的依然是这一段太年轻时的艳情，沐着冰凉的夜露，攀一枝杏花踰墙头过西厢的少年轻狂，令他此生再也难以忘记。后来多少人说他薄情，假定他是，也不会有这样一篇情感真挚的传奇，字字句句哀伤婉转，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字面上来看是在悼念他的亡妻，但是，又有谁知这不在悼念普救寺内的那一个给他最美时光的天仙一般的少女？此情可待成追忆，只能是追忆了，“凝涕怨绝”的凄伧神情永远嵌在他心底，愧疚至深的压抑感，他企图在文中辩解，但是不知如何辩解？那个最需要听到他的忏悔的女人也许已经不在人世间了，面对一个伪饰的社会，他便以伪饰相抵，没料到文章传千古，文过饰非的几十个字，落得被后人垢骂，尤其是女人，骂他，一泄对天下男人的怨忿。

千载以下人，应该想得到的，元稹已经被人宽恕，宽恕他的，是那个最令他心怀愧疚的女人，她谅解他，理解他，为什么？因为她爱他。既然他已经被她宽恕，那么，后来的人,还有什么必要视他如魑魅魍魉似的不放过？

那一年，张珙离开蒲州到长安，之后，崔莺莺和她的母亲和弟弟继续在普救寺中住了一年，从传奇中他和她两人间的通信可以推测。我不知道在这后来的一年里，崔莺莺是怎么过的？在经过那样炽烈的男女欢爱之后。在元稹的故事中她被爱的人抛弃，她的忍受不能说成她的懦弱，刻骨的相思，铭心的爱恋，忍下来，压抑下来，需要多么坚韧顽强的内心的力，只能在暗中饮泣，日近长安远，西厢凄凉长夜，一夜穿透百年，天仙丽质化为枯木朽骨。

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

——从唐传奇到元杂剧

凡是谈《西厢记》的，一定会提到元稹，一，他是《莺莺传》的作者，戏剧《西厢记》的原创人，二，古往今来的学者认定了他就是《莺莺传》中的张珙，也就成了后来戏剧《西厢记》中的张生——认定这一篇唐传奇其实是作者的亲历——这样的论断，令这一篇三千字的文章从古至今被人看重，有记载说：唐宋时，街市里巷教坊娼馆，人人争谈《莺莺传》，有的虽不能诵读全篇，但也能说出大致的故事。可见这篇文章在当时的影响。

元稹一生，做人、做官、做诗。幼时孤苦，母亲抚恤长大，用功读书，为人“也非礼而不为”，一生在政治上也不算是太得意，官至高位，但是很快失势，最后死于湖北。有人说他是中国文坛遭毁谤最厉害的一个人，除去唐代政治派系间的一些牵连之外，我认为，千载之下，对元稹这人最不利的评价就是因为《莺莺传》，一篇几千字的传奇，传奇末尾的几句议论,鲁迅说他“文过饰非”，即此。

唐传奇,按今天的文学分类法属于笔记体小说,传承于神怪传说《搜神记》,以及史记传说《吕氏春秋》,唐中期形成一种固定的文学形式，此后，宋元明清，都有很好的继承和发展，例如清初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幽冥志怪录，笔记小说的高峰，也是从唐传奇《任氏传》找到创作的源头。

之所以称为“传奇”，因为述说的内容有演绎成分，按今天话来讲称为是“小说”，虚构的非真实的文本。张爱玲将她的小说称为《传奇》，指的就是这个意思。利用这样一种自由开放的文学体式，唐代文人可以放开拘禁来写作，想象奇异，天马行空，借这些编撰出来的奇闻异事，一泻胸中块垒。

因为自由散漫的创作手法，更重要的是趣味性极高的欣赏价值，从盛唐开始，很多文人参入传奇写作，至中唐和晚唐形成创作高潮，鲁迅曾编撰八卷《唐宋传奇集》，并且予以高度评价。

唐人传奇，内容繁杂，涉猎广博，历史传奇如《太真外传》，剑侠传奇如《聂隐娘》，市井传奇如《李娃传》，神仙志怪传奇和历史搅在一起的有《虬髯客传》，在例如《江总白猿记》之类就是在借着文章骂人了，这一类作品往往不署作者的真名。

元稹署名的《莺莺传》，比起其它志怪小说和演义小说，这一篇被认为是和作者亲身经历有关的言情小说，流传最广，影响也最大，鲁迅说：“其事之振撼文林，为力甚大”为什么？因为它的影响并不是仅在当时，并不是仅在唐朝，而是被改换成其它的艺术形式，上至庙堂，下至民间，千年流传，从不衰竭。

元稹的传奇，文字不多，刻画人物，叙说情节，都只能是寥寥数语，看似惜字若金，其实是小说初创时的特征，不能完全与杂叙杂议唐散文分离，例如崔莺莺，在传奇中的几次出场，声色相貌，行动举止，往往如惊鸿一瞥，给人意犹未竟的感觉。而戏剧，传导方式全然不同，文字中令人无限遐思的片段，戏台上则是直观的表达。

所以说，较之文学，戏剧，才是艺术大众化的产物。文学归文人所有，归读书人所有；而戏剧，则属于民众。尤其是中国戏剧，舞台上的表演，唱、做、念、打，全方位的视觉和听觉的展示，说唱和形体动作相结合，程式化的表达符号，从村野的田间地头，乡镇的庙宇高台，城市的勾栏瓦舍，豪门的厅堂，皇宫的内殿，无论贵贱的观赏的权利，大众化全民化的迅猛普及——文学和戏剧融一起，如女蜗手中的五色土，揉捏出鲜活的生命。

戏剧的兴起，也是中国文学史的一个阶段，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文学写作形式的转换和发展，至宋代，纸书口诵的诗变成了词，词和曲相连，文字诵读变成了歌唱，再后来，北方民族由北往南进入长江流域，外族民间乐曲和民间歌谣流入中华内地，撼动文人千年以来清高典雅的写作格局，文学也不能脱离俗世，于是，元代成为散曲的天下。

元曲，是元散曲和元杂剧的总称，元杂剧，中国古典戏剧史的高峰，今日回首，也要为那一时代姹紫嫣红万花齐放的戏剧艺术而喝彩——历史就是这样，有些事物形成的高度，后人很难逾越，因为那一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1279年，元灭南宋，统一中国，人分四等，其中，汉人地位最低。曾经也有过好几届科举应试，但是很多原因，进入仕途的只是少数，绝大部分汉人知识分子都被阻隔在统治权力之外，这是汉民族文人的悲剧，一千年来的儒学兴国教育传承，学而优则仕，眼见化着泡影，身在蒙古人打下的一片江山里，他们不知该往何处去？读书不为稻粱谋，读书不为社稷谋，读万卷书又当何用？

这样的时代，元曲兴——由政治转向艺术，由官场转向剧场，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

闲来无事，酒楼茶馆，勾栏瓦舍，由宋代时兴起来的杂剧，和金代流行的院本，到了元代已经锤炼得炉火纯青，从流传下来的元杂剧本子来看，戏剧的舞台表演形式已趋定型，曲谱也就是配乐非常丰富，尤其是文人进入演艺圈，读一肚子的书拿来写剧本，其中不乏呕心沥血者，文词精采，故事情节引人入胜，而且提升了民间戏剧创作的立意。当时著名的剧作家有马致远、关汉卿、王实甫等。

不过，元稹传奇的戏剧改编在此之前。

宋元之间的董解元，是一个没有任何档案能供后人研究的伟大剧作家，没有生卒年月，没有籍贯，也没有经历，记载说他生活在金章宗时期，其实也是推测，连他的名字都是虚的，“解元”，当时读书人的泛称，只是他这个人的一个代号。

人生空白得若一片纸的董解元，留给后人的是一片七彩斑斓的锦——《西厢记诸宫调》。

《莺莺传》之后，民间传播的形式很多，例如说唱，从北方游牧民族传来的一种表演，说白和唱歌交替混合，一个或是两个人,携带一两种乐器就能在任何地方演出，戏剧表演的初期模式，剩下一支绵延至今成为曲艺。董解元改编的《西厢记》，是当时流传于民间的最好的一个说唱本，相比于唐传奇《莺莺传》，情节更加复杂，人物也更为丰满，优美的文本，配上优美的曲子，说和唱和手势和面部表情，说唱艺人的即兴表演，一篇三千字的纸面文本，变成一个形象化的演出程式，原先，只能从字句的阅读中产生美感的联想，到后来，可以在听觉和视觉的直观接受中来获得欣赏的满足，原来只有文人才能品味的文学作品，变成了大众都能够观摩的说唱表演，受众扩大了无数倍，这，也是一种文明的普及。

《董西厢》最大的功劳是，改变了原作的结尾，才子佳人的分离，变成了才子佳人的团圆，这样的结局才能顺应大众的心愿，普天之下，谁不愿意诸事顺逐、姻缘美满？谁愿意看到有情人被生生拆散？元稹的“不妖其人，便妖其身”的谬论，唐以来被世人唾弃不已，就这样，悲剧变成了喜剧，这也是中国古典戏剧为什么悲剧少的原因，董解元都做到了，在他的说唱本中，他给人希望，在金戈铁马的烟尘之中，长江北岸广漠无比的旷野和夜，声腔宛转的词和曲给予他和很多和他一样的人，丝丝缕缕的温柔的抚慰，在那一个人如草木的乱世。

 “君不见满川红叶，尽是离人眼中血……”——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长亭送别》

有人说这一句写得太直接，不如王实甫的“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那般温柔缠绵、欲说还休的韵味。但是，我却很喜欢这样锋锐逼人的艺术表达，伤情莫过离别时，心中痛，满眼的红叶如滴血。

后来才有了王实甫的《西厢记》，改编于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将一部说唱，改编成杂剧，让《西厢记》登上中国戏剧表演舞台，首先，是形式上的创新，将元杂剧本传统的一本四折，改为五本二十一折，复杂的结构是为了适应复杂的剧情，从《楔子》起，一本一折，叠宕起伏，承转起合，一时间，山穷水尽，一时间，柳暗花明，大开大阖，细腻绵密，场景辗转挪移，人物哀乐喜怒，生贴末，唱做念打，尤其是唱词，高贵典雅、蕴籍风流的“花间美人”，中国诗词歌赋曲子的最华丽的传承与张扬，难怪贾仲明说：“天下夺魁”（《录鬼簿》），推崇王本《西厢记》的艺术价值可称“登峰造极”。

王实甫，元大都人，就是今天的北京人，关于他的经历，历史上并无记载，曾经，他还写过其他的十几部戏本，但是没有一部能和《西厢记》相比。一个人一生之中，有一部作品能够被后世人记住，那么，这个人的这一生也就应该觉得满足了——其实，千百年来，《西厢记》对于中国文化广而深的渗透，这是王实甫当年没有想到的，他留给后世人，已经不止是一出戏了。

小时候读到《儒林外史》中的一段：元宵灯会，街头灯谜，谜语写在灯笼上挂在路边由前来观灯的人猜，中者有奖，奖品也不过是折扇毛笔之类，图个热闹。记得其中一个灯谜：天兵天将捉嫦娥——打《西厢》中一句，当即被人猜中，谜底是：“只恐怕嫦蛾心动，因此上围住了广寒宫”，《西厢记》第二本第五折崔莺莺唱《小桃红》——曾经诧异古人的烂熟精通，后来才知道元明清人读《西厢》倒背如流，如同儒学启蒙经典四书五经。

《红楼梦》，贾宝玉和林黛玉，大观园的石凳上共读《西厢记》，春三月，落红满地，花谢花飞的时节，真的是情与景交融，曹雪芹的佳人才子，也是一出戏，戏中说戏，《西厢记》的魅力不再只是词曲，不再只是戏剧，而是人一生一世的领悟，人一生最美的寻觅求索的季节，情和欲，如春花，短暂凄凉地从枝头飘落，飘落也是一种美，从今以后，你再也不会有此时、此刻。

有人说《西厢记》最大的好处就在这一句唱词：“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其实是一句祝愿，也是中国古典才子佳人戏最为通常的结尾，被后来所有类似题材的剧目套用，不过是为了迎合大众的心，谁都希望戏中的角色有一个好的结局，所以，《梁山伯和祝英台》似的戏剧实在是不多，中国是一个不愿意正视悲剧的国度，例如《西厢记》的改编，就是不愿意面对真实的残酷的人生现实的结果。

所以，我说，《西厢记》的好处还是在于剧本的“文采”，引金圣叹的话是“古今第一才子书”，尽管他和我一样，认为 “奉旨成婚”的结尾是王实甫最大的败笔。——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人生两大乐事

《西厢记》《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四部, 中国古典戏剧讲述男女情事的经典之作,其中，描写最为直白的首推《西厢记》，另两部这里不说，例如《牡丹亭》，男女欢悦，抵死缠绵，醒来是一场梦。只有《西厢记》，真实的场景，真实的男女，真实的爱和真实的性，这样的故事只能发生在唐朝——一个率真大气的时代。所以，明代汤显祖，心中纵然是千般的风情，也只能借托于虚幻的梦，梦中的疯狂其实是现实中的叹息。

所以我说，崔莺莺，即使是在元稹的唐传奇中，即使不在王实甫的元杂剧中，一生，轰轰烈烈地，爱过这么一次，作为一个女人，她也值得。

即便是十二巫峰高万丈，也有个云雨梦高唐。

——从古至今《西厢记》

很可惜的是，今天，我们再也不可能欣赏到元杂剧《西厢记》了，我们欣赏的只是王实甫《西厢记》的剧本，而已。剧本，完全不可能代表戏台上表演的戏，元杂剧的消亡，首先是曲子，所以的和词配套的曲子全部都散失了，这几乎是一个剧种赖以支撑的全部。

有人考证说，元杂剧的唱腔，高旷激越，有北方音乐的特点，但是，没有人听到过，也许，它已经融在河北、山东、山西、陕西的民间音乐和地方戏曲中去了，但是，再也不可能收集到一起了，能比较文字，音乐不容易留存，特别是声调结构比较复杂的古典戏曲。如今，我们只能从王实甫的戏本子里找到当年这些曲调的名称，例如“仙吕点绛唇”、“中吕粉蝶儿”、“双调新水令” “正宫端正好”、“醉春风”、“石榴花”、“斗鹌鹑”“白鸽子”、“搅筝琶”…… 只能从华美的谐趣的字词之中去领略当时曲调的韵味，绕梁三日，清音入云，一切都只能想像。

于是《西厢记》被后来人改编得面目全非，其中最著名的改编本是明代李日华的昆曲本子《南西厢》，尽管不是尽如人意，但是，毕竟让这一古典戏剧的精华，继续以舞台表演的形式留传了下来。自有了李日华的本子之后，人们便将王实甫的本子称为是〈《北西厢》

发源于长江以北的元杂剧消亡之后，发源于长江以南的昆曲，迅速地流行于明清时期的中国。

中国民间音乐，歌唱和乐曲，是中国戏剧诞生的母体，每一地方戏曲的唱腔特点与当地水土人文密切相关，例如豫剧于河南，秦腔于陕西，粤剧于广东，川剧于蜀，楚剧于鄂，如此类推，听其音腔，宛如亲临那一方原生之乡土，昆曲正是如此，发源今浙江昆山，后与今浙江海盐腔及江西弋阳腔揉和，至明中期形成较为固定的声腔曲调，长江以南地域特点，吴浓软语，柔媚甜糯，即使是旦角女声，发声也不尖窄，声气从喉部慢慢提起，携几丝鼻音，再从上颚徐徐吐出，似千丈瀑水从峰岚间流出，说不尽的千回百转，这就是昆曲的唱腔，一如明代文人山水，疏烟淡墨的闲雅和落寞，慵懒妩媚到了极致，和想象中的元杂剧高旷激越的发声定是迥然不同。

这样，自然会影响到《西厢记》的改编，虽说李日华（还有崔时佩）尽可能地希望保持住《王西厢》的华丽文采，但是，为了适应昆曲的音腔调门，许多王本唱词不得不作修改，例如，句式以及韵律等等。我在前面说到过：中国文学，自宋词和元曲始，和音乐相互连通，文人写作须得受曲牌子的束缚，带锁链的舞者。

后世人不断抵毁《南西厢》，认为李日华的改编本使王本《西厢》绝世华彩蒙尘，但是，中国戏剧发展史的坎坷曲折，假若没有《南西厢》的传承，也许今天我们看到的只是王实甫的剧本，纸面上的精华，画卷中的美人，而不会有如我们今日所见到的艳冠群芳的《西厢》文化。

千年的传承，有的消散、有的流失，也有了聚积、有了融合，昆曲流传下来了一个全方位的艺术结构，不然，《西厢记》可能已经湮灭在元朝末年的争战硝烟中去了。灾难年月，人们需要求活，灾难过后，才会想起来收拾一些被毁弃了的东西，只是，有的，收拾得拢，而有的，却收拾不拢，香消玉殒，沉埋泥土，后来的人，只好从头再来。

北昆，有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同台出演《西厢记》，梅兰芳饰红娘，花旦；程砚秋饰崔莺莺，青衣；尚小云饰张君瑞，刀马旦反串小生。今天从这一张老剧照一睹当年大师合演这一出著名戏剧的灿烂风华。

清末年，昆曲衰落，因为太雅，曲高而和寡，清音入云，听者寥寥，令士大夫痛心疾首。一个帝国临将灭亡，先行颓败的是孤芳自赏的贵族文化，曾经，从乡土民间中诞出，后来被精心驯养成一支数百年的老戏，终于有一天，徽班进京，由地方剧种流变而出的京剧，蓬勃如荒野上的春草，郁郁葱葱、漫无边际，覆盖了整个中国。至19世纪中后期，京剧取代昆曲，成为京城王公贵族以及皇宫内院的的宠儿。

京剧，今天的人觉得难懂，但在当时，和昆曲比较，肯定是通俗大众得多，不然也不可能流传全国各地。《西厢》京剧本，著名的有两个，早一点的是四大名旦之荀慧生的改编本《红娘》，1936年首演，后来我看到的是20世纪末宋长荣的表演；再就是张君秋的《西厢记》，张君秋攻青衣，以唱功见长，饰演崔莺莺，我看过他的《望江亭》和《荒山泪》，那时他年事已高了。京剧《西厢记》，花旦和青衣梳圆头，如照片中的红娘和崔莺莺。张生则戴方巾，瓦楞帽似的，显得有些落魄，而不是如我们常见的戏台上的书生似的戴一顶两端有如意头的文生巾。荀慧生的《红娘》，梳高头，也称古装头，满插金钗步摇，通身锦裳珠片，红袖翻飞，珠光闪烁，那样一个“争奇斗艳”的红娘，也是中国古典戏剧一种特有的“夸张”的表演方式。

《西厢记》，从元杂剧，到昆曲，到京剧，从京剧《西厢》到《红娘》，是一个从高雅到通俗的过渡，唱词唱腔一改再改，愈平实愈浅白能愈有人看。那时代，戏剧和文学还不太一样，学问写在纸上，无论多艰涩难懂，也能静静地等待有一天也许会来光顾它的人。但是，没有人欣赏的戏剧，几年之类就会消失得如一缕青烟。清覆亡后的中国，从表层到内里，飞快地进入平民时代，直到今天。

所以，荀慧生的《红娘》，当年能够红遍大江南北。

这里且先不说荀派扮相的俏丽，音腔的甜美，表演风格的精灵秀媚，只说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以红娘为主角的戏，更加能讨好观众，花旦取代青衣，在《西厢记》的故事之中，崔莺莺就是一个比较被动的角色，如今换了一个敢说敢做的小丫环，唱、做、念白，舞蹈，带活了一整台戏。

这就是舞台艺术，光从戏本上是看不出任何彩头的，例如那一句最有名，而且也是我非常喜欢听唱段：

“小姐啊，你多风采；君瑞呀，你是大雅才……”

例如这样的唱词，文理上是不通顺的。在别的戏里，类似的或是更甚的文理不通的遣词造句俯拾皆是，但是也就这么传唱了一百年，至今，也没谁觉得不对，为什么？这就是戏剧的魅惑力，它引领你欣赏的不仅只是唱词，而是有关戏剧的一切，如一个覆盖在你头上天穹，当你走进剧场被它笼罩，那时候，你的身内身外全归它所有，包括你残存的一点点贫弱的理智。

1958年，田汉改编京剧《西厢记》，参考王实甫的《北西厢》和李日华的《南西厢》，推测还有晚清以来的各种京剧改编本。其中有这么一句：

崔莺莺：[四平调]张生哪，十二巫峰高万丈，也有个云雨梦高唐。

用的是楚襄王夜梦巫山神女的典故。但是，文人觉得太俗，太过直露，不适合崔莺莺娇媚矜持的性格；非文人觉得太雅，太过艰涩，听起来理解起来很费力气——假若换上《王西厢》的原本唱，估计当时（20世纪五十年代）更是没人能够听得懂，因为时代变了。

直到海枯石烂时，此时作念何时止

——《西厢记》的传播形式

《西厢记》在中国，绵延千年，代代不绝，无论艺术形式的千变万化，源初的意象在天长地久的时光过往之中，逐渐地形成了全民皆知的一个固定的无可颠覆的“文化符号”，从这一方面来说，中国古典戏剧之中，再也没有第二部能和它相并列的了。由戏剧进入到其它的各艺术领域——例如曲艺，先是从说唱而来，然后再一次回返到说唱中去，评弹、鼓书、单弦等等；还有较为现代的艺术形式，舞蹈、电影、电视等；影响到传统工艺美术，雕板、雕塑、雕刻、陶瓷烧制等；进入到日常社会生活，“红娘”成为一种特定的人物身份或是特定的职业身份的象征词汇。

雕板木刻《西厢记》，从古到今不知有多少，先是单纯在木板上刻字然后印刷成书卷，后来在刻字的同时加上木刻版画，半张字配半张图画，刻出《西厢记》全本故事，这就是中国古代连环画的开始。著名的有明弘治年间金台岳氏刻本《新刊大字魁本全相参增奇妙注释西厢记》，明代画家陈洪绶的木刻本以明万历年乔山堂的木刻本等等许多不同的版本。著名画家唐寅（唐伯虎）和陈洪授（陈老莲）等都参与了根据这一戏剧故事所绘制的版画的制作，明代文人对于《西厢记》的如此迷恋，应该引起中国文化史研究者的重视。

.明代画家仇英的绘画《崔莺莺造像》，色底工笔彩绘，画崔莺莺焚香拜月的曼妙倩影。

清康熙年制青花瓷盘，《长亭送别》，山石亭阁，高柳黄花，车和马相背而行，画中人物，神色凄凉，举止踯躇。

藏于故宫的一件清代玉雕《待月》，宫廷玉工用一整块玉雕成，屋舍层叠，花木错杂，人物神态衣饰无一不栩栩如生。

1927年，民新影片公司拍摄黑白无声电影《西厢记》，这是它第一次进入到声光幻影的影像世界。

2000年后，《西厢记》拍成几个版本的电视连续剧。

艺术的流传，即使是进入了电影和电视这样先进的传导程序之中也算不了什么的，因为再好看的电影和电视剧也有被人忘掉的那一天，而且那一天并不是和此时此刻离得太久，但是，如果，它成为一种意象融入了你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譬如说，成为你餐桌上的一只盘子，一日三餐，让你脸对脸地看着那一对唐代才子佳人，还有那一个精灵鬼怪的小丫头红娘，这样的情形，想要你忘掉，当然是不容易了。

瓷盘，其实是一种最为平实的传播形式，上至庙堂，下至江湖，如井水之于人居，这就是《西厢》。

王本《西厢记》中，有张珙思念崔莺莺的一句唱词：“……直到海枯石烂时，此时作念何时止？”——《西厢记》也一样，传扬没有终止，除非“海枯石烂时”。

人称黄陂是武汉市的东大门，从长江下游逆流而上，入湖北境内，波涛一路，山水逶迤，两岸风景如画屏。夏天，在长江江轮之上，看岸边稻田、柳树、水牛，还有村舍前水塘内的白荷花。再往上游，船行不远，遥遥望见武汉关的钟楼。

武汉市黄陂区，北部与大别山麓紧密相连，山势绵延、丘陵起伏;南部滨临长江之水，平野广蝥，平湖如镜。城北二十七里，有著名风景地木兰山，传说是南北朝时异装从军的女子花木兰的故里而得名。山石嵯峨，古木参天，山间终年云雾缭绕，有石阶蜿蜒攀登向上，金顶耸起，殿阁森严，寺庙道观建于峰峦之巅，是历代道教、佛教的朝圣之地。山脚下是碧波粼粼的木兰湖，平湖千顷,湖光映着山色。

大千气象，万般风景，掩映在这方圆数百里的山乡田野之间，只是，谁也没有想到，在这一片深褐色的土层底下，埋藏着一座远古的城池，千年沉寂，与世隔绝，一旦出土，举世震惊。

1954年夏天，一场特大洪水袭击武汉，为了加固长江大堤，紧挨汉口城区的黄陂县城西南的一块土地被列为防汛工程取土场。比较位于江湖沼泽低地的汉口，座落在大别山山脉末端的黄陂，可以称为长江北岸的“高地”——那一年，随着准备垒筑堤防的土壤由地底浮出到地表——殷商古城盘龙城，就在这样一种非常偶然的情况下，沉埋三千年重见天日。

最初，零零星星的几件青铜器，从黑如暗夜的土层下面被人发掘出来，尽管当场无人辨识它们的来龙去脉，但是依然引起了有关专家的注意。进一步的调研则是在洪水退却后的１９５４年的秋天，从一张1932年的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上找到了盘龙城的标记，远古的神话，渐渐地，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随着发掘的进行，更多的青铜器、陶器、石器，以及各种器物的残片陆续出土，数量之多、样式之丰、形态之异，令人惊叹。

更为浩大的埋藏还在地底，出土器物的规模，标志着地下宫室建筑的规模。

１９５４年开始，数十年来多次考古发掘，抚去厚重的历史烟尘，沉睡三千年的盘龙古城，向世界展示了她灿烂的容颜。

卧于半月形盘龙湖凹处的盘龙城，因盘龙湖而得名，方形城圈，南北长２６０米，东西宽２９０米，整体周边１１００米，整座城池面积７５４００平方米。四围为夯土城墙，城墙内坡缓斜，外坡陡峭，属古城墙建筑规格。

当地农民说，数十年前还能看到，从地底下冒出来的古城墙头，高于地面达六至七米之高，可以想见其城墙之实际的高度，定然十分宏伟。城墙四方，各开一个城门进出。城墙外面挖有濠沟，高墙深壑，易守难攻，和现在保留下来的古城墙建筑一般无二。

当时的盘龙古城，其实是为统治者的专属城池。考古发现：城内东北处有坐北朝南三座大型宫殿的遗址；而城墙外的壕沟以外，则发现有总面积为100 万平方米的平民住宅和手工业作坊等遗址及商代中期的墓葬群。从这些商代建筑遗址的分布位置，可以推测分析当时的社会制度的建立和规范，等级有别、贵贱区分的奴隶制，从居住地址可以看出。贵族阶层居于城内，修造大型宫室，生活骄奢淫逸；而将平民及奴隶赶于高厚的城墙及深陷的壕沟之外，在城外靠近城墙处建屋居住，招之即来，挥之即去，随时奴役，随时趋赶，尤其要晚间令他们中的大多数与统治者的宫殿寝处远离，以防范夜间有人聚众谋反。

这样的城居格居，和秦以后的封建王朝的城居格局，有着很大的不同。封建时代的城市民居，贵族和平民可以同城居住，相互隔离的只是居所的位置，譬如北京，皇室宫殿和平民居所，以故宫院墙相隔绝，城中城的封建社会城市居民的居住模式——而黄陂的盘龙古城，以它最为真切、最为直观的形状，向我们讲述一段更为久远的历史，奴隶社会的封建时代之前的华夏文明的发端史。

三座宫殿基址迄今为止已经发掘了两座，根据实地探测的资料表明，两座宫殿的建筑形式惊人相似，建筑在一条南北贯通的中轴线上。对称形的结构。四周墙基保存完好。前一座宫殿是一间没有隔断的宽敞大厅，推测是贵族朝会布政的地方；后一座宫殿的四周有回廊环绕，中间分隔成四间厅室，推测是寝殿，后宫眷属寝居之所。

两座宫殿的建筑布局，与史书记载的“前堂后寝”的建筑布局十分符合，属于人类阶级社会中较高阶层特定居室的建筑形式，具备了两种功能，政治统治者的办公之地以及日常之地，属于原初阶段的宫室建构形式，公务与私所，彼此之间相距太近，容易相互搅扰，这样的情况，在以后的历史过程中自然会慢慢地改进。

城外商代遗址，除民居而外，还有数量庞大的酿酒、制陶、冶铜的手工作坊。实地勘察表明，当时这里的青铜冶炼技术以达到“精湛”的程度。

在这一片古遗址上，民居及作坊居中建筑，东、西、北三面有商代中期墓葬群，其中有奴隶主贵族墓一座，墓室中有殉葬奴隶的骸骨三具，随葬的青铜器和玉器75 件，墓葬椁板虽然腐朽但未曾销毁，精致雕花依稀可见，鉴定为国内至今为止所发见的年代最早的木雕艺术品。

至此，盘龙城遗址出土文物达2000多件，其中陶器1500余件，青铜器400余件，玉器100余件，石器100余件，其中最令人注目的是一件玉戈和一只青铜圆鼎，在中国内发现的商代前期同类文物中的体积之冠。铜夔龙纹钺、铜提梁和玉戈最为珍贵，为我国罕见的文物珍品，曾在泰国、菲律宾和日本等国展出，在国际考古界有很大的影响

越过黄河的商代文明，加速了中国南部长江流域原初文化的解体，本土原始文化让位于由北方而来的青铜器文化，黄河文明向长江文明的渗透，青铜器代表着一个时代，祭祀等同宗教，由最高的权势者掌控，尊崇天地人神，典定管辖四方土地和本土民众的地位。这就是青铜时期的强势文化，由殷墟迁延至长江之滨，盘龙湖畔，盘龙城拔地而起，“商文化存在于中原”的学术定论不攻自破。

盘龙城的千古存在，在于它地理位置的优越。

高空鸟瞰，长江自西向东，流经湖北，至金口，水流向北，悠然一个弯转，江水曲折处，沙洲堆积，湖泊散布，浩浩汤汤一片蓝色的水，苍苍茫茫一片绿色的土，江河之滨立着盘龙城。

经长江支流府河，北可通中原，穿大别山直达商王朝都城，南城与北都相衔；顺长江而下，可至大冶和铜陵，丰厚的地下铜矿是青铜文明的根基；溯汉水而上，越古云梦泽江汉平原，西北去，翻秦岭，便是黄河文明的发源地。

有专家推测盘龙城之所以在长江流域的兴建，一是军事上的需要，将这座城池作为商王朝南方的一个“卫城”，阻挡南地未开化部落族对黄河文明的武力攻击；二是经济上的需要，长江沿线的铜矿资源是当时国家赖以生存的命脉，除了祭祀使用的青铜大鼎之外，交兵争战的武器，日常生活的用具，一切都是铜制品，如同粮食和盐，一日不可或缺。 

专家推测，盘龙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令商王朝非常重视，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水上运输之路，于是，铜矿的开采和运输，铜器的冶炼和运输，成为盘龙城建城之根本——从城中起运，一路向北，“不到黄河心不死”，这座建于公元前1500年的古城，也许就是远古“青铜之路”的起点。

1988年，盘龙城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与北京猿人遗址、西安半坡遗址、安阳殷墟遗址、广汉三星堆遗址、咸阳秦始皇兵马俑坑等，一起列入20世纪中国100项考古大发现之一。

今天，当你来到这里，眼前只有大片平圹的土地，没有宫殿，没有城垣，没有民居和作坊，没有墓葬也没有壕沟——为了更好地保护这一块土地上的国家宝藏，出土的古城被重新埋入土下——来于悠远的时空，归于悠远的时空中去。

一大片挖开后又掩埋的土地，土地上长着草，春天草绿了，秋天草黄了，湖水静寂，宫殿和城池，沉于你的脚下，但是你也会有感觉，尘和土，风和雨，空气，太阳，时间还有空间，奔涌在心内，奔突在身外，历史和文化，传说和故事，泱泱古国，武汉人寻到自己的根。

2001平安夜

今年的圣诞平安夜来得突兀，一下子就这么来了，一整座城市的灯就这么一下子亮了，商店里一下子涌满了人，大街上被各种车辆挤得水泄不通，街边摆满了各种小摊，买小吃买水果买玩具，烤得焦黄的肉串，鲜嫩的草莓，五彩缤纷的气球。

穿过光华如白昼的闹哄哄乱糟糟的都市的中心的时候，必须有一个好的心情，不然只会觉得很烦。 街上的人群更加拥挤了，好像一整个城市的居民都从家里涌出来，涌到了大街上。年轻的男人和女人，年轻的男孩和女孩，花一样艳丽的脸和衣服，铃铛一样的笑声------我为什么要来到大街上？街灯更加辉煌了，街道两边商店的橱窗缤纷得像一扇扇打开了的童话故事的大门------里面是不是都有一个王子和公主的故事？

2000世纪交替

二战、韩战、“新浪潮”、60年代“红色风暴”、巴黎、罗马、莫斯科——二十世纪动荡不安地从银幕上走过，一个时代的大幕落下来了，电影院里翻板硬木椅子“啪哒”、“啪哒”地乱响，我们站起身来，走出到外边去，大街上阳光亮得刺眼，那是一个崭新的太阳。

走出上世纪的我们，此时此刻在想些什么？

似水的年华、逝去的亲人、不可预知的未来?

当我把一切抛弃在身后，最后，如一个白痴，浑浑噩噩地在新的世纪中死去。

“我相信万物中有一种力，驱使我前行，它是生命，是过去和未来的源泉，但我们却每每停留在现在，然后骗自己以为与世界同步发展”——摘自安东尼奥尼的电影卡片。

我们只是过程瞬间的停顿。

人与死亡，一个永恒的艺术主题——问题提出，思索进行，答案却不会有。

二十世纪的光亮熄灭了，亡灵在迷狂的世界间游走，不知哪里是归宿？

2002年7月武汉-南京(合宁高速) 
        

"你来了吗？” 
         “是的，我在公路上。” 
         司机说：“前方修路，塞车了！” 
         等吧，一块儿等吧？谁知道谁比谁着急？ 
         西斜的阳光如同熏醉的妇人，肥硕而热辣地铺洒着软软的金色，身子两边，绵延着没入天际的翠碧的农田，山在远方，淡烟似的一抹……闭上眼睛，空调的凉风夹杂着车厢的人的气息。 
         邓丽君，在我前方的电视屏幕上，她陪了我一路，清歌婉转，乌发红颜，令你想象不出她已经是一个死了的女人……

2006年冬至 

冬至后一日,凌晨三点,凉台上有光亮耀如白昼,先以为是邻居家或是街面有强光源射进屋内,转过凉台转角,感觉不是.只见一大片冷光如雪,亮闪闪地从天顶直泻而下,把半间凉台照射得通透光明,真可说是"耀若白昼".抬头,看见一个似圆非圆的月悬在高而又高的灰灰蓝蓝的天顶——原来是月光.

2006冬夜归元寺 

昏暮如暗夜，车至钟家村，街面灯光的，衬着空间的黝暗，非常的美，而且，这美是和冬天寒冷的空气融在一起，同时融入的，还有温润的街市，街市上压抑了喧哗的人群。黑色的、五色的、寒冷的、温暖的、喧嚣的、安静的，一起融入我昨天的夜晚。而我，看着它们，然后飞快的将我的视觉变成我的感觉，留下来一组非平面的印象。
忘了去归元寺的路。 
         已经属于历史。半世纪前，从脚下的这一条路走过，土路和石板路，路边青瓦木户的民居，“完全的乡下”，发黄的泛旧的色泽在记忆中也是很模糊的。后几年也不是没来过，但是记忆中的最后一次也许也是二十多年之前了吧。 
         人就这么老去的。&bsp;
         昏暮的夜色中陌生的街道边，问两个放学晚归的小女孩：“归元寺是否从这路条上走？”心里也好笑自己。 
         翠微路横在眼前安静得如同荒野，一直喜欢这路的名字，李白诗：“暮从碧山下……苍苍横翠微……

2006年初阴历小年 

飞机降落在虹桥机场，冬天的末尾，天阴着，阔大的停机坪上滴着细细冷雨，空气湿漉漉的冰冷。刚才在从飞机的舷窗往下看，上海西郊新建起的住宅楼群，在几千公尺之下广漠的灰色原野上如一大片新生的树林。一个本来就已经其大无比的城市正在飞快地向四围膨胀型地扩张着。 
         你，永远也跟不上这个城市的步子。 
         从西面到东面，南面到北面，宽的路，窄的路、由远到近，由近到远，一直通到海边，一直连到天边，高架桥、立交桥，虹桥、青埔、闽行、徐汇、闸北、新起的高楼，一幢连着一幢，从车窗外，闪过去，闪过去，风光景物，和几年前来上海时不同，和几个月前来上海也不同。 
         从光线明澈的白天，直到四下昏朦的夜晚。 
         车开进市区，街道热闹起来，街灯也亮多了，徐家汇，一个我非常熟悉的地方，四十年前，我来过这里。但是，今晚，我一点也认不出车外的景色，何况是夜里。那晚看到，街道很宽，很漂亮，街边的建筑物并不太高，很美的轮廓，被灯光映着，在丝绒般的深黑的夜幕里。 
         2006年1月的这一个周六，腊月二十二，明天腊月二十三，中国长江以北地区过农历小年；后天腊月二十四，长江以南地区，准确地说，是港澳台地区过农历小年。 
         民间祭灶，是在过小年这一天的晚上，焚香、叩拜、烧纸马、供麦芽糖、放鞭。 
         腊月二十二这天很寒冷，头一天是大寒，农历乙酉年最后一个节气，上海的气温笔直往下落，冷的风，冷的雨，灰的天空，灰的市区，长长的一条卖场标语条幅，鲜亮的红色，车窗外忽地一闪而过，旧历年的味道，在这个巨大的东方城市的上空，一下子便浓得化不开了。 
         金色的灯，红色的灯，室内的灯光映在落地窗玻璃上，街上的灯光也映在落地窗玻璃上，里外相映，闪烁光亮如星如月，外边风很冷，这里边很暖和。感觉有点奇怪，一天之内经历了许多的事……

武汉,因水而生、依水而生，葱绿翠碧的平野上更多是水，晶莹、清洌，仿佛每一脚的地面都能淌得出泉来。市区、郊野遍布大小湖泊100多个，闪烁晶莹如星月洒落人间，最美的是东湖。

那年去杭州,绕着西湖转了一圈,湖光山色两相比较，觉得还是我们武汉的东湖好。

从很小就沿着湖边走，行吟阁、屈原纪念馆、橘颂亭，茂林修竹深处，翠甍飞檐，素墙灰瓦，清幽静寂的蜃楼仙境，传说这里是诗人屈原当年的行吟之地——“后皇嘉树，橘徕服兮。 受命不迁，生南国兮……”（屈原《橘颂》）.

长天楼，楼上楼下，是最适合观赏湖上风景的去处，视野开阔，纵览无余，扶摇起几千顷碧水，将天和地尽情地收入湖底，水天一色、天水无际，气魄宏大如一片海。

有木船可以过对岸，对岸遥遥，山，淡得一抹；沿湖长满花草，素白的荷花和浓艳的紫藤，有一种红色的蜻蜓飞来飞去，只有东湖才可以见到。高树丛草覆盖着几幢灰瓦青砖的小楼，纱窗低低地落下来，昏昧满室的阴凉。

有一年冬天，朋友说,今年如果下雪,就去东湖，可是那一年冬天没有雪，后来很多，每当冬天落雪的时候就会想起这句话——冬天去东湖赏雪要去钓鱼台，脚下石台如方舟浮动在冰晶似的湖面，雪花飘飘从天而降，身内身外皆是琼楼玉宇。残冬初春，去东湖磨山植物园赏梅花，泛舟湖上，天地间涌来的是湖水的潮气和花的香气。梅花盛开时，连缀成串成片，如缨络，如织锦，粉红色、粉白色、深红色、大红色，肥美的花瓣，层层叠叠，从枝头上朝人的头顶压下来，你会觉得，天底下再也没有哪一个地方的梅花开得比这里更好。

磨山植物园，面积70公顷，全园共建有珍稀植物区、观赏植物区、水生植物区、药用植物区、猕猴桃园、松柏园、树木园、竹园等十多个专类园区和园林景区，共引进各类植物近4000种，是我国华中地区最大的植物资源收藏中心和中国北亚热带植物研究保护基地。

乘缆车登磨山之顶，金辉灿烂的楚天台上耸立着一只1.2米高的铜凤，长江流域楚文化的血脉，与黄河流域龙文化的遥相对应，云梦大泽中出生的神鸟，至高在上的神的儿子，五彩斑斓的羽，一飞冲天的翼，优雅旋舞的尾，在上古的苍天云霓间飞升，千万年，到今天，不知是否找到了它当年栖身的那一块土？朱碑亭内看东湖，湖面更阔，湖水更碧，湖光山色没入天的那一边，心灵神思飞向很远很远。

行在湖边，浮在湖上，荡漾在湖水之间，烟水迷茫处，让你沉醉得找不到自己。东湖的历史其实很短，数十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湖，湖上捕捞，湖边种植，村野田园务农人家，三两间茅屋，一大片沼泽，这里是武昌城的荒郊野外，即使是春三月踏青，城里人很少来这到这里，当年，武汉三镇，风光秀丽的地方实在是太多。

东湖的开发自20世纪三十年代始。1949年之后，银行家周苍柏将自己开辟修整数十年的私家园林——“海光农圃”—— 捐赠给国家，这就是东湖风景区的雏形，数十年过去，才有了今天的东湖。

站在当年海光农圃伸向湖水的一角，隔万顷碧波，对岸是青若屏障的珞珈山，武汉大学翠绿的琉璃瓦顶，太阳下隐约闪光。身边不远，有人钓鱼，朝湖上甩出长长的透明的丝绳；松林很静，有几只灰色羽毛的喜鹊拖着长尾飞过。

湖北博物馆。坐落在东湖之滨湖北省博物馆，乌红瓦，朱红櫺，粗犷的石头门柱，光滑的石头廊台，取楚国宫殿建筑格局，占地6.4公顷，为中国规模最宏大，门类最齐全，功能最完备的古乐器陈列馆。曾侯乙墓出土战国时期巨型青铜编钟器群、曾侯乙墓出土战国时期的青铜编磬、越王勾践青铜剑、黄陂盘龙城出土商代大玉戈、战国时期虎座鸟架鼓……“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城市，方圆内外，每一寸土下都有珍藏，20万件举世瞩目的珍品，将虚幻的远古神话变为瑰丽的眼前真实。

好几个朋友都住家东湖之滨，离鸟语林很近，每天清晨都会千百只鸟的鸣声唤醒。虽然这里不是市区中心，平时也不热闹，商店也不太多，有点归隐式的寂寞，但是，这里很好，空气新鲜，风景优雅，白天，太阳沐在湖里，阳光也不耀眼，夜里，风清月白，没有车马的喧嚣和人声的鼎沸，心很安静，可以写诗，可以画画，地道的闲人雅士，悠闲自在的日月——东湖之畔，可以终老，他们说。

 值国庆来临之际，由武汉市广播电视总局和江岸区人民政府联合摄制的大型艺术纪录片《汉口老房子》自9月28日起在武汉电视台三 频道晚19时30分《记录片之窗》栏目首播，次日12时30分重播。

《汉口老房子》电视片，以汉口优秀历史建筑为全片叙述脉络，真实而艺术地再现了武汉市城市近现代的历史，全片六集讲述汉口开埠前后的老城、老街、老房子里发生的故事，讲述了当时的此情此景中曾经为老汉口人所熟知的历史人物，他们的人生传奇，和汉口老房子，和汉口老城的历史,紧地联系在一起，他们的人生经历，成为武汉城市的奠基，当我们走近这些老房子，我们才能知道，我们的今天和过去不应该从中断裂。

六集系列电视片，只是这一部大型系列艺术电视片策划的一个部分，只是故事的一个开头,但是，也能看出电视片策划者思维构图的宏阔，在人所熟悉的场景中，街道、房屋、市井之中，追寻逝去的岁月，不仅仅只是为了怀旧,更重要的,是为了追寻我们这个城市的历史,在中国,在世界，曾经有过的历史性的地位。电视片讲述了俄国茶商在汉口的辉煌、英国洋行大班在汉口的发迹、法兰西文化和本土文化的融合，西方石油公司的内陆的商业大战……在《周氏公馆》这一集中，讲叙了两个中国银行家不同的人生选择，以及银行家的女儿成长为享誉世界的歌唱家的故事。

电视片，每集长度为30分钟，史料丰厚，故事性强，而且艺术风格浓郁，力求与此前同类题材电视片的制作风格相区别，即在温馨怀旧的氛围之中，融入编导者力求凸显的宏大主题结构，全片气势宏伟，场面壮阔，时空跨度拉得很大，历史年代从鸦片战争直至今天，空间地域从汉口、武昌、汉阳到北京、上海、天津、南京，然后扩大到欧亚大陆以及整个世界——制片人的立意是，希望我们大家共同理解，我们这个城市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每一条老街和每一幢老房子，都是世界时空中的一个单元，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正视我们的昨天和今天，才能更好地将个人融入中国，将中国融入世界。

此片的制片人武汉电视台高级编辑李锦瑛和多次获得国家级大奖的武汉电视台青年导演王启涛带领下，摄制组进行了六个月之久的内外景拍摄以及人物采访，然后是近五个月的后期制作，在摄制组全体人员的努力下，在各方领导的关怀和支持下，《汉口老房子》电视片于今年8月完成。

摄制组先后在武汉三镇，以及南京、上海、杭州、天津、北京等地进行拍摄及采访.先后采访了上海音乐学院终身教授歌唱家周小燕，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作家方方，南京大学终身教授茅家琦，上海社科院前院长张仲礼，上海作家程乃珊，上海大学教授作家葛红兵，民间学者傅国涌，天津文史馆研究员罗树伟，南开大学教授候杰，武汉大学教授陈锋，武汉图书馆研究员徐明庭等。

六集电视片特邀武汉作家胡榴明撰稿并参与拍摄和采访，她是《夕阳无语·武汉老公馆》一书的作者。

2008年9月19日

 武汉专家学者热评电视纪录片《汉口老房子》播出

武汉电视台三套节目在国庆黄金周六集连播的大型艺术纪录片《汉口老房子》在三镇引起热烈反响，节目播出期间，不少观众早早守候在电视机前，等待观赏这一部描述老汉口文化历史，讲述老汉口当年的故事的电视片，不仅是观赏，而且还议论，播出之后，很多热心的市民打来电话，表达他们的心情和感慨，赞扬电视片的拍摄成功，同时也期望能够尽快地欣赏后续的故事。有因故未能收视的居民在网上表示他们的“遗憾”，希望电视台能够重播此片，使他们有欣赏的机会。另有居住武昌城区的市民，希望在他们居住的街区也能收视到这一部电视片。

记者特地采访几位观众，听他们谈《汉口老房子》的观赏感受：

著名文史专家，武汉社科院前院长皮明庥：

电视片《汉口老房子》播出，我和家人都观看了，感触良多。电视摄制组为武汉这个城市的文化历史的传播作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片子拍得很成功！历史资源挖掘很深，人文精神刻画出来了，是一次很有文化价值的创作，有深度，有魅力！

每一栋老房子和历史和历史人物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房子，人物，故事，紧密相连，例如巴公房子，讲到俄国茶商和华俄茶叶贸易，勾通了一段中俄关系史……

罗澍伟先生是一位专家，当年我担任《武汉城市史》的主编时，他就是《天津城市史》的主编。关于华俄茶叶贸易，他很熟悉，在电视中的采访讲述很好。

周小燕和周苍柏父女俩的故事拍摄得非常感人，周苍柏是武汉人，是一位很名望的金融家，电视片对这个人物的刻画非常好。

透过房子看人物，从房子来透视当时的社会历史，当时的社会经济，这部电视片做到了这一点，撰稿人还有摄制组，在这个方面做得很好！

听到周小燕的《长城谣》，想到我年轻时也唱过这一首歌，勾起了我的回味和感怀，想起了抗战的岁月……

著名作家，湖北省作协副主席徐鲁：

片子拍得的确好！真想不到我们这个城市也能制做出来这么好的电视片。

资料剪辑非常丰富，图像资料和音像资料给人感觉非常好，非常到位。

感觉到这个片子的厚度，不仅是观赏性，而且有学术性，对于建筑文化以及城市历史准确地描述，使片子具备了史料价值。

虽然说的是老汉口的历史，但是编导者给我们的视觉效果一点都不滞后，而是采取一种现代人的眼光审视这一段历史，全片充满后来人的思想和视觉，使这部片子从其他的怀旧片中脱颖而出。

对于老房子整体精细的艺术再现，真正的艺术片的味道，给人一种唯美的艺术享受。

脚本的文采就不用说了，撰稿者从文学领域涉入历史学领域，行文“举重若轻”，这要真正吃透历史，将武汉城市文化“了然于心”的人，才能有如此准确地行云流水般的描述——掌故，变迁，沧桑感等等，一切都表达出来了……

武汉市城市规划设计院副院长陈韦：

片子拍得很及时，对于武汉市城市规划很有帮助，尤其是近年来正在进行或将要进行的旧城改造工作。

老建筑的保护和老建筑的利用，是目前城市建设的重要话题和重要工作，通过这个电视片，让更多的人理解老建筑存在的价值及意义，这也是我们今后工作中必需更好地重视的。

建筑与环境紧密相连，这部电视片非常直观地真切地说明了这一点……

中百仓储公司总经理、美的食品公司后代程军：/span>

我的感觉，这个电视片所表现的主题是爱国主义的，说的是老汉口的历史，老汉口当年的经济和文化，老汉口“辉煌的过去”，让更多的年轻人知道武汉曾经可以和上海相比，更加热爱我们这个城市，这是一个好题材、大题材，涵括了历史风云，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不是简单的记述，而是厚重的表达。

我是老武汉著名的工商业——美的食品公司的后代传人，我们家是第一个在汉口开始食品生产和经营的华商产业，所以，我对汉口老房子情感很深，自然对电视片《汉口老房子》的播出非常关注，期望能够尽快拍出续集。

非常感谢电视片摄制组为老汉口民众做了一件大好事，让我们能重温历史，把握现代。

湖北卫视编导李颖：

作为一名职业电视人，我日常看电视的目的更多的是业务学习，而非普通观众看电视的娱乐消遣。可今年十月二号那天中午，无所事事打开电视，调换频道，调到武汉3台的时候，忽然被一个节目吸引了：《汉口老房子》--一个我非常感兴趣，也曾经想过做一些探求的题材。记得那期讲的是武汉名媛周小燕家族的历史。于是我知道了，原来周小燕的父亲周苍柏曾经那么有钱，原来，东湖中的某个景区，曾经是周小燕她们家的；原来，周苍柏为新中国的历史上做出了那么大的贡献；原来，富贵人家也有那么多的离散和愁苦；原来，选择不同的道路，真的就是选择了完全不同的人生。

从偶尔转台，即刻被吸引，甚至后来到了追看的地步。没料到在那样的午后，竟能跟《汉口的老房子》做如此惊艳的邂逅。

抛开电视制作的层层包装，《汉口的老房子》中镜头中更多的，是老武汉那一栋栋历经风雨的租界老洋房。如果没有那恰到好处的配乐，主持人质感的解说，众多颇有深意的写意镜头，珍贵的历史画面，和名家学者的寻访，或许这些摇来摇去的老房子的镜头，都只是单调而无意义的空镜头而已。但是当这些元素都恰到好处的组合在一起，那静静的流水，那岸边的驳船，甚至一朵迎风招展的荷花，都仿佛有了深意。那些空空的镜头，老旧的房屋，一下子鲜活灵动起来，一砖一瓦，仿佛都在无声述说着武汉曾经的过往，连石头缝里，都是厚重的历史和令人感慨的人生。而这些，就在你我所在的这座城市，真实的存在和发生过。

客观说来，这部片子的很多观点，都是非常新锐的，它却是那样令我心潮澎湃。

人心浮躁的年代，《汉口的老房子》却可以让人沉下心，看进去，会感动，会思考。说实话，很久没有这样被一部电视作品感动了，我甚至认为它可以载入史册。

 中国城市经营书业的街道很多，北京有琉璃厂，上海有福州路(旧名四马路)，汉口有交通路等等，但是，直接以“书店”两个字命名的街道，恐怕只有河南开封的书店街。

去年“五一”长假，和女儿游开封，之前网上搜索旅游点，到地方按图索骥一处一处玩了个遍，去书店街却是很偶然。

旅店在开封鼓楼，每天出来玩景点，远点的地方乘出租，近点的地方乘三轮，游城观景自然是三轮车最好。那一天，三轮车拉着我和女儿，悠哉游哉穿街过巷，不经意间转入一个路口，只觉得眼前蓦的一亮，和刚才经过的现代化的城市风景迥然不同，好一条漂亮的小街，隐蔽在闹市的深处，无意中被我撞见，也许是一种缘分。过后才知这儿离我们住地没有多远，于是在开封旅游日程排得满满当当的三天时间里，忙中偷闲跑去书店街逛三次，被它浓郁古旧的氛围吸引住，在这条街上走，感觉光阴后退了八十年。

游开封，无时无地不听人说“七朝古都”、“地底下埋藏数层皇都”等等，但是，值得看的真古迹也只有铁塔、繁塔、大相国寺、山陕甘会馆等数处，其余的仿古景点，尽管如好莱坞大片似的宏大灿烂，但是毕竟太假，哄小孩子可以，哄成年人很难。

其实，当七朝古都的真迹沉埋地底的时候，我们不如把眼光放得离我们的现今的年代更近一点，关注一下开封近一百年、两百年的历史，也就是晚清以及民国初年的那一段历史，当时开封是中国内陆一个重要的行政首府及及商业市场，1905年，陇海铁路修到开封，1927年，河南省政府在开封设立，曾经，因黄河泛滥而颓败的开封古城从此面貌一新，在河沙层层堆砌的老城基上开始了城市近现代化建设，这就是我在开封街头时不时看到的近现代城市建筑，当年，西式的和中西合璧式的建筑在古城内外大兴土木，标志着古城的新生时代。

开封书店街，正是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一条街市。

书店街位于开封鼓楼广场周边，名闻全国的开封鼓楼夜市小吃众摊点就开设在这条街的街口。街不算长，长600余米，街不算宽，宽不足20米。曾经，也有过颓废没落的时候，1987年重新整修，恢复到今天人们所见的“古旧风貌”。

我看到的街道建筑，按风格样式可分为两类，一是仿明清样式，中国古典商埠式建筑，木结构，黑筒瓦，翘檐斗拱，雕花隔扇门窗，二楼木栏杆阁楼，一楼开敞式店堂——这一类建筑，基本上是在原有的砖木简易民房的基础上翻修改建。另一类是西式建筑和中西合璧式建筑，也称民国建筑，连排式商埠，山墙耸立，砖木结构，临街店面，山墙上凸浮着彩色雕饰作为店铺标识，望去半条街的斑斓五色，十分吸引眼球，宛如汉口当年的花楼街——这一类建筑，才是真正的历史建筑，也就是建筑学上所称的“近现代建筑”，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建造的老房子，完好无缺地保留了下来，连绵排列在书店街，成为开封市一个重要历史阶段的标记。

开封书店街，沿街商店200家，经营书籍、字画、纸张、笔墨，以及其它各类文化用品包括乐器等等的商店120家，占整个街区商业经营品类的百分之八十，开封市新华书店也设了阔大的店面在这条街的中段。根据我游览所及，在这条街上曾经兴旺一时的古旧书店已经剩不太多，绝大多数书店还是以零售或批发新版图书为主。我们去时，还看到有好多家书店把卖书的摊子摆在店堂门外的人行道上，这是在别的城市从未见到过的，平时我们看到的街头的买卖，一般都是小吃摊大排档或是菜市场水果摊或是小商品夜间集市等等。像这样连书店的图书都拿到出来“占道经营”的， 可能只有在开封古城才能看到，据说是因为开封人对于书的热爱才至于此。除书店外，书店街上还有中药店、杂货店等其它店铺，都是老字号商埠，门脸装修古旧韵味非常之浓。另外还有多家餐饮小吃店，可供游人片刻休憩，临上火车前和女儿跑进一家小食冷饮店，小小的店堂很干净，炒河粉的味道也很不错。

书店街的历史可追溯到宋代，《东京梦华录》里提到与皇宫紧临的经营文房四宝的“高头街”即是，明代称“大店街”，也是繁茂商业之地，清乾隆正式定名“书店街”（ 命名时间早于日本东京明治年间开街的神田书店街），整一条街，以书业为经营主体，从古到今，二三百年，无论社会和时代如何地沧桑变迁，坚守书墨飘香的经营方向从不变更。

联想到汉口的“书店街”交通路，兴隆百年之后，在20世纪末的城市改造中被毁掉半个街区，从此败落不振。也许是这样的原因，“依然故我”的开封书店街才会令我生出感动。

江南江北的古刹与古观

城市繁荣则梵林兴盛，明清时期也是武汉江南江北四大佛寺昌明兴盛的时期。

始建于唐贞观年间的宝通寺，金元年间结庐此地的长春观，清顺治十五年的归元寺，清光绪三年的古德寺，江南江北，武昌、汉阳、汉口，古刹和古观，法相端妙，殿宇深沉，藏经匿宝，或掩映于市井深处，或坐落于山林幽处，尽历朝代更迭，饱经天灾人祸，屡建屡毁，屡毁屡兴，千年百年，香火兴盛，钟鼓绵延不绝，在武汉三镇。

从长江北岸乘车过江，走武汉长江一桥，经武昌桥头的蛇山之上的黄鹤楼公园，折到彭刘杨路，从湖北剧院的大玻璃幕体侧边绕过首义广场上武珞路——这条大道从东至西横贯整个武昌市区，是武汉市最为繁忙的交通干道之一。

过大东门立交桥，车窗左侧，依然是蛇山的余脉，逶迤缠绵，一条头朝东尾朝西的卧蛇将武昌城分为南北两半，几千年之久。长春观就坐落在蛇山中段，从车窗看去，只见身子左边，上上下下的山岭，夏天高高低低的一片绿色，冬天下雪的日子，高低上下一派雪白，春花和秋月的季节自不消细说了——山门洞开，殿阁重重，乌瓦红墙，飞檐翘角，从山脚直到山顶，逐级升上去，如一幅巨大的工笔界画，笔墨精细、青绿彩绘的古代山水殿阁图，从山上直垂到山下——长春观给予游人最大的观赏价值正在于此，当你还未走进山门之前，你可以站在路边，隔一段适当的距离，立体地、全方位地欣赏这一整座历史悠久的古建筑群。如果换成别处，不会有这样一种美妙的感觉，算得上是一处“天造地设”的美景——蛇山山脉双峰山上下，双峰相交处的南坡微凹，恰到好处地放置了这一大片古朴神秀的层楼叠阁。

今天人看长春观，觉得它简直就在喧嚣闹市的中心，前山门正对珞路，左侧院墙下临中山路，与宫殿庭院一墙之隔的外面，日日夜夜，人声鼎浮、车水马龙，似乎与道家远离尘霄、虚化三清的意境相去得远了一些——好处是游览方便，路边下车，几步台阶上去，便能“登堂入室”，遍游三十座殿堂景观。

今天的长春观的所在，不等于古时的长春观的所在——千百年来，它所在的位置没有变，但是它所在的环境变了，这样一种变化，对于一座传续千年的宗教场所来说，可以用“物换星移”、“沧海桑田”这样的词来形容也不为过。

长春观，与北京白云观、广州三元宫、苏州玄妙观、山西永乐宫等并列为中国十大道教丛林之一。最早的传说，老子从鲁地来到江南，在今天的蛇山这个地方设坛传道，想象那时一片茫茫太苍，荒山大湖，说不尽楚地天青地碧；东汉末年长江边黄鹄山建夏口城，双峰山位于夏口城城墙之外，传说这一带的山凹生长一大片青翠茂密的竹林，所以称这里为“紫竹岭”；宋代理学家朱熹从江西游历至湖北，当时，武昌古城（当时名“鄂州”）已经非常繁华，他在《鄂州社稷坛记》中对长春观今天的所在地有过记录 ：“（鄂州）城东黄鹄山，废营地一区。东西十丈，南北倍差，按政和五礼画为四坛”；后来才来了元代著名道家传人丘处机——金庸的武侠系列成就了“丘道长”在今天人们心中的知名度——丘处机出东城门，在城外双峰山南坡，寻到一块林木茂密、野花盛开的谷地，于是结草庐住下，日夜修炼，精深道行，自称“长春子”，再到后来，他的弟子在他的结庐之处建观，取名“长春观”，以示纪念。

曾经，双峰山另有个名字，曰“松岛”。明末清初，江汉之地，三镇鼎立，商旅繁茂，城墙团团围住武昌古城，长春观建在东城门外的蛇山南麓，当年，这一片山峦谷地风景非常幽寂，山上松柏遍生，周边湖泊环绕，山青水蓝，天光日影，闲云野趣，沿湖渔港错落，舟船过往如梭——长江中游繁华商埠之都，自然能引来东南西北的香客如蚁，所以称为是“江南道教福地”，其间的根由不需言说。

今天的双峰山还在，长春观还在，宫室楼阁，香火香客还在，但是再也看不到峰峦之下的湖泊，再也看不到湖港和舟帆，城墙拆了，城门毁了，城外和城内连成了一片，于是，长春观的所在自然不复古时的所在了，原先城墙之外的乡野，变为今天城市之中的闹市。

另一种沧桑变化是瞬息之间，兵灾战火，战争，是全人类的劫难。清咸丰二年，太平军攻打武昌城，以城墙之外的长春观为攻城指挥部，先攻下汉阳和汉口，后攻下武昌，最后以“邪教”“妖迹”之罪名毁掉长春观和宝通寺。

今天的长春观，于清同治三年重新修造，仿明永乐十二年及清康熙二十六年的建筑样式，抹去历史断层，接续两千年道教传承，自那以后，武昌城内外，蛇山上下，古风古韵，悠然流传，直到今天。

旅游图上看武昌，宝通寺和长春观，这两处景点，同处一条平行线，从长春观前上武珞路往东前行，数里之遥便到了宝通寺。一条极为便利的旅游线路，没有一丁点的转弯抹角。古时候不可能有车流贯通的武昌交通要道武珞路，之所以这两处宗教建筑在长江以南（地理上应为“长江以东”）平行建造，主要是因为横贯武昌的山脉的走势。

长江东南岸的武昌，和对岸的汉阳和汉口，地形地貌极大不同：河湖相间、垄岗交错，地势偏高，山山相连,民间称为“十三山”，其中最著名的三座，蛇山、洪山、珞珈山，蛇山在西，洪山在东，珞珈山在东北，三山之中洪山为中。

宝通寺位于洪山南麓，山门朝向车马川流的武珞路，与长春观的建筑方位平行一致。

最早，建于南朝刘宋年间（公元420－479年），距今1580年，名东山寺，武汉三镇寺庙之中历史最为久远的一座。明成化二十一年，定名宝通禅寺。之后数次毁于兵火，最近的一次在清咸丰三年，毁于太平军之手。光绪年间及同治年间，湖北官商集资重修，才有今天所见的规模。之后百年，又被毁损多次，例如文革时期。

记得几十年前来洪山，路边是山门，门前有对相貌威猛的大石头狮子，后来才知道是明代的，层层石阶上去，只见寺庙颓败，宝塔灰暗，林木枯萎，一片萧条景象。近年，政府拨资维修，才有了今天的一片金碧辉煌。

武汉三镇佛教四大丛林，除宝通寺之外，还有汉阳归元寺、汉口古德寺、武昌莲溪寺——四大佛教寺院，无论是建筑格局还是藏珍匿宝，都可说是“各有千秋”，宝通寺内最令人注目的，自然要数洪山宝塔。

武汉市市民，无人不知宝通寺，无人不知洪洪山宝塔，一年三百六十日，从汉口或是汉阳过长江到武昌，或是上班上学，或是探亲访友，宝通寺就在路边，“宝通寺”，就是这个路站的名字。公车上下，在拱形的山门前面，探头望去，殿阁层层依山而上，仰头望去，宝塔巍巍背山而立，林木森森，山石峻峭，金彩辉映，别是一层洞天福地，和身后的车辆过往的街市，街对面的灯火辉煌的商厦，完全不在一个世界，尤其是洪山宝塔，垒垒砖石尖角四射的塔身，从苍穹间向人间俯下，站在喧闹繁华的大街街边，你不知今夕是何夕？

洪山宝塔，原名临济塔，元代建成，共有七级，取“七级浮屠”之意，盘旋而上，可俯瞰大江南北武汉三镇，登高而小我，登高而小天下，有和登临黄鹤楼全然不一样的望远感觉。

先为砖木结构，山间潮湿，日久容易溃烂。1865年，湖广总督署和湖北巡抚决定集资重修。1871年施工，改砖木结构为石结构，建铁护栏，耗铜6500公斤铸造塔顶。全部工程于1879年竣工。今天人所见的金顶宝塔，原来清末年的建筑——一个没落的王朝寄希望于一座古旧的佛塔，再造“七级浮屠”，也没能挽回天倾西南、地陷东北的帝国颓势。

宝通寺千年之魅力，在于历史，在于建筑，在于宝藏，在于灵性，在于人心，在于香火，也在于背衬的山峦的美丽景色，所谓人与自然，建筑与自然的关系也一样，相生相依，相辅相成。寺内泉水涌出，殿侧古木参天，修林茂竹，奇石摩崖，走一步一处古迹，走一步一段故事，佛徒、圣人、将军，神和人连带在一起，融入山间寺庙风物景观中去，于是变成寺庙的传说，从古到今，历经几朝，历史绵延不绝，传说绵延不绝，山川景象和人融为一体，也许这是寺院永不衰老的秘密。

为一个武汉人，我只知道宝通寺的素菜非常好吃，长春观的素斋也一样。

莲溪寺也在武昌，在丁字桥南面约两公里的盘龙山内，较之其他三所寺庙，这里要冷清得多。历史上曾经毁过数次，至今也没能完全恢复旧貌，作为武汉市目前唯一的一座佛教“女众丛林”——尼姑庵——它存在的价值就是，成为一座地道的清静修行之所。历史非常悠久，创建于元末明初，1928年在体空大师主持下，开办著名华严大学，三年内为佛门培养了30名遍及海内外的弟子，成为当时全国最高的佛学学府，今天它仍然是一座“学府”。

归元寺座落在汉阳翠微路的西端，以佛经“归元无二路”命名。最早建于明末清初，占地70亩，建筑平面2万平方米，现存殿堂28栋，分为五个院落，建筑年代悠久，建筑规模宏大，环境幽雅，殿堂华丽，数百年来，香火旺盛，香客云集，名扬海内外。

曾经，归元寺是一座普通民间寺院，后来，清道光皇帝赐玉玺一方，由是一跃而荣升为皇家寺院，山门上方直匾直书“归元禅寺”四个大字（只有皇室寺庙才能有如此书写），山墙漆杏黄色墙粉，享受佛界最高级待遇。

道光皇帝当年为什么如此看重归元寺？传说清道光年间，浙江有白光、主峰两兄弟游方到汉阳兴国寺，钻研佛经的同时积善行医，善举感动了汉阳的百姓，民间集资为他们建归元寺，白光、主峰两兄弟成为寺的第一任主持。道光皇帝知道这件事，钦赐玉玺，嘉奖他们的善行。这就是归元寺成为皇室寺院的由来。

寺院浓阴满蔽，池塘红荷盛开，朱檐金阁，翠瓦红墙，高低层叠，绚彩辉煌，暮鼓沉沉，晨钟悠悠，伴和着隐隐约约的颂经声，古旧而神秘的美感，黄昏中更觉苍凉沉郁。

寺内有大雄宝殿、藏经阁、罗汉堂、铜质观音像、白玉佛等胜景圣物，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罗汉堂内彩绘脱胎漆制作的真人般大小的五百尊罗汉，由湖北黄陂县王氏父子历时九年完成，可以称为举世罕见的佛造像（群像）珍品。

曾经从翠微路去归元寺 ，车至钟家村，街面灯光的，衬着空间的黝暗，非常的美，而且，这美是和冬天寒冷的空气融在一起，同时融入的，还有温润的街市，昏暮的夜色中陌生的街道边，问两个放学晚归的小女孩：“归元寺是否从这路条上走？”翠微路横在眼前安静得如同荒野，半个世纪前，从脚下的这一条路走过，那时是土路和石板路，路边是青瓦木户的民居。

报载某年初一，还有初五的凌晨，武汉市民四十万人涌入寺内敬香，有关部门不得不出动3000保安维护秩序。

2007年1月，名满三镇深得信众崇敬的归元寺主持昌明法师圆寂。2007年4月，新任住持隆印法师在归元寺的升座仪式，引得武汉市居民普遍关注。

三百年历史的归元寺，已经成为数千年历沉积的湖北“梵林之首”，其中 ，与民相近、与民相亲的寺院传承，也许是最重要的原因。

古德寺：汉口黄浦路上滑坡路74号。黄埔路方向走，马路右侧有一条小巷通往深处，那就是上滑坡路，路口写着“古德寺朝里走200米”，朝里走，尽头便是古德寺。

古德寺是一座佛寺，和中国汉地文化圈的佛寺建筑风格迥然不同，非中国古典建筑模式，而是纯西洋建筑（指建筑方式和建筑材质）；非中国古典寺庙风格（木架构重檐歇山式等），而是说不清的一种东西混杂的建筑风格（下面细述）；非清中叶以前的古建筑，而是始建于1883年（光绪三年），重建于1913年（民国二年），完工于1931年的近现代建筑。它存在的意义，已经远不止于是一所佛寺建筑，而是武汉市（或说是中原地区、或说是中国大陆都行）建筑史上的一个风格独特的“异类”。

最初建于清光绪三年（1887年），原名“古德茅蓬”，坐东朝西，占地面积将近三万平方米，包括花园、、草地、紫竹林等大面积园林；建筑面积3600多平方米，包括山门、僧众居屋、四大天王殿，中庭院落，然后是可容千人的大雄宝殿等。所有的建筑物都是依照汉地佛教文化圈的传统定名，但是，所有的建筑样式都是你无法想象得到的。

首先，它是全钢筋混凝土结构，主建筑看不到一根外露木质梁柱。关于它盛时的规模以及风格样式，只能引用资料记录：.

“……其大雄宝殿最具特色，顶部有征九龙拜圣的九座佛塔，96个莲花墩，及24个诸天菩萨，为我国佛教建筑中唯一的仿缅甸‘阿难陀寺’形式所建造的大殿。殿内供奉三尊佛像，中间为释迦牟尼佛，右为药师佛，左为阿弥陀佛。大殿结构严谨，布局合理，门窗及墙壁的设计也颇精致，修饰华丽，显示出建筑的精湛技艺，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古德寺大殿主入口的建筑样式，与缅甸佛寺风格是非常相似的，尖矢形拱顶，左右两侧有立柱支撑，立柱为八角六面的立体，柱头雕花为改良的爱奥尼式，四个外卷涡旋，其间添加了复杂的花式，大门门框为梅花花瓣形发券，典型的伊斯兰建筑模式。

门斗上部的墙面上开大圆窗，窗内透空花雕；门斗两侧上下两层开尖矢形长窗，窗框内分为圆形与尖矢形的透空组合。正中大圆窗之上建一个没有檐线相隔的山花，毫无疑义的欧洲古典。也许在建寺的当初，大殿正中为整个寺院的中心轴，这是印缅佛寺的一种建筑程式，东南西北四面建透空柱廊，以尖拱立柱为一间隔，每一个拱券之上开有一大二小三个圆形花窗。

柱廊里的立柱，与缅印地区的柱廊以及欧洲古典柱廊，立柱的样式，都不相同。不是圆柱体，而是异形立方体，三根柱为一组并列而立，中间一根为凸字形，宽粗，另两根为方形；每根立柱的柱壁雕塑成凸凹方块图案；每一组立柱之间，间隔穿空，上覆拱券。立柱挺拔，直托大殿的檐下。

柱廊里面墙壁开窗，窗上雕花，沿着柱廊绕大殿一周，凡是有砖壁处就有透空雕刻，密密繁繁的雕花连绵成片，花团锦簇令人目不暇给。可以想象，一天四时，晨昏昼夜，日光、月光穿空廊而过，洒在大殿的墙上和围廊的地上，花影浮动，纹络重叠，宛如人间仙境。

不知古德寺的设计者是谁？总之，这是一座奇异无比的建筑，中国可能没有第二座，东南亚也没有一座佛寺是和它完全相似的，也许，这就是设计者的初衷，造一幢与众不同的建筑，寄托他对于世界建筑艺术的喜好，于是就有了这一处东西南北之风的美得惊人的寺庙。

和缅甸阿难陀寺最大的区别是：阿难陀寺建于公元11世纪，为典型的印度石窟佛寺造型，开窗小，内厅黑，注重内室的雕刻和壁画；而古德寺于20世纪三十年代才建成规模，引入欧洲哥特教堂的外部装饰及内部空间构筑，四面开窗，以透空雕花窗引入室外光线，以达到光在室内的透射效果，内厅并不是以壁画雕刻为主，而是以佛造像为主（此为中国国粹）。从基本的构架来说，这些，绝非石窟佛寺的建筑手法，例如圆形花窗和尖矢形长窗等，都属典型的哥特教堂风格。

和印度、缅甸佛寺建筑艺术极为相似的部分是:正方形殿堂，上下贯通的柱廊，屋顶上的大小尖塔，这一切，都让人感到它浓浓的东南亚佛寺的味道，尤其是主入口门楣扇面造型，完全仿照阿难陀寺，难怪有人一言认定它就是“阿难陀”的仿制品，其实并不全是。

古德寺在文革中遭到严重破坏，佛教文物和宗教设施全部被毁，从1974年起，古德寺的土地、房屋被武汉照相机厂占用，山门拆毁、围墙断裂、大殿安装机械设备，寺内原有的一片紫竹林全部被铲平。

1995年，武汉市政府拨款300万元重修古德寺，1996年，古德寺重兴宗教活动，

汉阳晴川阁记

晴川阁建于明朝初年，与黄鹤楼一江之隔。

往来的游人经常是先游武昌（古名鄂州）黄鹤楼，然后由汉阳门码头乘木船渡江，在龟山脚汉阳城外登岸游玩晴川阁，或者反之。

山之南，水之北，谓“阳”——汉阳，应该在汉水之北，但是今天却在汉水之南。古时候，汉水从龟山南流入长江，入江口在鹦鹉洲头,明宪宗成化年，汉水改道，由龟山北(南岸嘴)注入长江，才有了汉口，但是，汉阳，这个名字，从古代到今天,不会再改。

晴川阁，晚建于黄鹤楼一千多年，历史文化的积淀不如黄鹤楼那般厚重，但是自建成之后便得四方游人的倾慕，究其原因，依然是崔颢的诗。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凄凄鹦鹉洲”（《登黄鹤楼》）

崔颢，汴州（开封）唐开元年间进士，少时便才思敏捷，《旧唐书·文苑传》将他与王昌龄、高适、孟浩然并提,属于盛唐时期的诗人。关于他的介绍，史录不多，千古之下，因为《咏黄鹤楼》，人们才识得他这个人和他这个人的才气。清人编注《唐诗三百首》，七言律诗卷，《黄鹤楼》列为卷首，可见编者对他的推崇。

至于崔颢是如何来到汉江之滨？根据唐代文史中的零星记载，说他曾经离开京城长安，辗转各地、奔波江湖，为了一个身份卑微的官职，前后二十年，期间，到过楚地。

唐朝地方行政官重修汉阳城，东临长江，北倚凤凰山，南接鹦鹉洲，西濒汉水。

开元年间，崔颢来到长江之畔的古城鄂州（今武昌），登上黄鹤楼，那天，天朗气清，江天浩淼，白云悠悠，远望汉阳，绿树依稀可辨，草色青青处，大约是祢衡鹦鹉洲吧。

暮色降临，天光黯淡，天地间的风物渐渐昏昧，“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诗，吟到这里，已经是一唱三叹了。

崔颢的这一首《咏黄鹤楼》诗中，多是关于汉阳的描述，这也是后来人建晴川阁的理由——因一句诗而起一座楼，可见文人对于社会的影响力度。

汉阳显正街凤凰巷内生长着一棵古银杏树，人称“汉阳树”。生长期达560年，树高25米，树干周长4。3米，10个粗大的枝干，投向地面的树影达334平方米，巨大的树冠高高铺撒在蓝天底下，累累森森的粗枝厚叶，汪洋姿肆的绿色在人的头顶上遮天蔽日。因唐诗人崔颢的诗而得名。

至于“汉阳树”，崔颢诗里可能也只是虚指，站在江南的黄鹤楼上，朝江北汉阳这边看过来，长江江面那么阔大，对岸的树还有草，未必看得清楚，也许是恍惚一片绿色，也许是诗人的想象，但是这些并不要紧，要紧是诗歌表达的意境。崔颢登黄鹤楼诗，描述的不是身子底下的风景，而是远处的风景。凡登高者都是如此，登高望远，每一个登临者自然而然的抬起他们的视线朝远处看，向远方看，这是人本来的追寻。所以，诗的下半篇，描述的全是江上的风景和江对岸的风景。

在他的诗里，黄鹤楼是虚的，黄鹤一去，白云千载，给人虚无缥缈的感觉；咏汉阳则是实的，晴川历历，芳草凄凄，让人觉得清晰如近在咫尺，那一天，他远远望见，一个绿意葱笼、绿阴覆盖的汉阳，生命中的一片绿色，如同他的诗。

当时唐朝，开元天宝年间，有一些文人在汉阳久住。

例如与崔颢同时的诗人罗隐，他曾写过这样的诗：“汉阳渡口兰为舟，汉阳城下多酒楼。当年不得尽一醉。别梦有时还重游” 《忆夏口》，可想而知唐代时的汉阳城已经很繁华。

还有长期羁留楚地的李白，对于汉阳的山川人物，更是徘徊留连不已：“汉阳江上柳望客引东枝，树树花如雪，纷纷乱若丝”（《望汉阳柳色》）；另一首：“我似鹧鸪鸟，南迁懒北飞，时寻汉阳令，取醉月明归》（《醉题王汉阳厅》），欲说还休地道出自己怀才不遇只能依恋于汉阳山川明月的抑郁心情。

一山耸翠，二水分流，水势托着山势，古城汉阳的以它蕴厚的人文风景，吸引古往今来无数寄情于山水的旅人。

游览晴川阁自然是要等得天气晴好的时候。去时已近日中，汉阳龟山东坡脚下的铁门关在江畔雄距得虎虎生威，赭红色的沙石墙面，铁黑色的陶土瓦顶，城门高拱宏阔，城楼翼角飞腾，正午的太阳耀得一整座关寨炽烈如火，眩目得让人不敢仰视。据史料记载：“吴魏相争，设关于此”，吴主孙权为了阻挡北魏西蜀的进犯而建筑的一段防御工程，唐宋明清时这一带成为商贸聚集的热闹繁华之地。明末，铁门关被毁。此后汉阳临长江的一段江岸从民国初年便渐渐地萧条冷落下来。《汉阳府志》记述：“（汉阳）三国时为吴用武之地。”由于地处三国古战场的中心位置，目前在汉阳仍留存着大量的三国遗迹和许多关于三国的传说。

一百年苍凉岁月的循环往复，至今也不见繁盛，时代的变迁已经将市井的喧哗移到了另外的去处，这一段临江的岸边仍然冷落萧条。如今，重立了铁门关重建了晴川阁，将古迹从悠远的时空搬回到二十世纪末的今天，不能回返的历史却随江水一起滚滚东去，不可追寻。那天，城楼下的洗马长街几乎杳无人迹，一任阳光渲染着大块面的金色。只有一个我，穿过铁门关的拱门，走进关旁的晴川阁。

与黄鹤楼遥遥相对，又与黄鹤楼有些不同，这是晴川阁建筑的独特之处。新建的武昌黄鹤楼移到了蛇山的高坡，远远望去犹如横空出世一般矗立得金碧辉煌；汉阳的晴川阁依旧守着江畔，朱柱乌瓦，木廊石台，闲适而悠雅地占住了长江北岸的一地风光水色，真不愧是一座“晴川阁”。

阁楼造在龟山头的禹王矶上，数级石台之下，万顷波涛无语流过。主楼的正脊线朝两端些许翘出，典型的荆楚地区的建筑风格，楼顶檐角飞起鱼龙兽吻，使得这间临水的阁子多了几分飘摇如风的感觉，多了几分水乡泽国的灵异之气——这里是鱼龙的故乡，是鱼龙飞升的地方，虽然如今都掩藏在市井的深处。

一步步走上阁楼，这小小一片清幽之地，没有神座没有祭台也没有香火，只有一座楼，楼畔的绿荫楼前的流水，楼外的青山蓝天和太阳。只有一座楼，凭着回廊的栏杆，看大江之上金波涌动舟来舟往，唯有江楼静寂无声，和泛了金瓦的黄鹤楼遥遥地隔了一道阔大的江面默默相望。

阁楼四周的麻石台基光滑如镜，茂密的爬山虎绿水一般地涌上石基的边缘，下去就是沙滩，滩上的芦苇又青又嫩，江水轻轻地淌来，芦苇轻轻地摇摆，很美的一种姿态。翘檐下的黄铜风铃端端地垂挂着不动，一个无风的初夏。

一个无风的初夏，阳光灿灿地映着，阁子内外的朱漆彩绘熠熠生辉，大厅正中悬一幅字，大笔挥洒的“山高水长”，作者清初人毛会建。据说因为避明末战乱流落到湖北汉阳，喜欢上这一带的江山景物，便在龟山脚下的江边定居，一生致力于兴复晴川阁和禹王庙的工作，归隐山水是那时候落魄士人最好的出路。一片古建筑群在明末时期毁于兵火，那时候毛会建面对的应该是一片废墟，也许他看中的正是这颓废残败的景色，与他末世遗民的心境一致。之后，在清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倡导下修复的晴川阁更为华丽恢宏，但是一样地遭遇天灾人祸，直到一九四九年，这江边一片荒凉，劫后焦土，几乎连断壁颓垣都没有能够留下。

那些年，江边一片荒凉，岸上长满蒿草，沙滩长满芦苇，春天草青了芦苇青了，秋天草叶黄了芦花白了，江流拍打着沙岸，沙鸥在滩头飞来飞去，没有楼也没有阁，只有龟蛇二山峙立得天长地久。

一九八六年九月，晴川阁于黄鹤楼建成后一年落成。

转过檐下回廊，来到阁子的背后，台基上撑着四根麻石立柱，这是清代仅存的遗物。好一座轰轰烈烈的建筑，剩下了这四根石头柱子，在那上面似乎可以抚摸到岁月沧桑的痕迹，抚摸到刀创与弹孔，血与火，战难与灾祸……乱世无道，人若草木，一切都可以毁弃，谁又顾得上一座阁楼的存亡？在中国的历史上，灾难的年月实在是太多太多。今天，又是一座轰轰烈烈的建筑，立在江边静静的艳阳之下，今天又是一个安定平静的岁月……不知道有没有人也会来抚摸这几根石头立柱，在下一个几百年之后。

阁楼后面的一间小小庭院是禹王庙，记念大禹当年疏江导河的功绩，功绩成就得太古远，世俗人心便淡忘不记，前来拜谒的人不多。殿前小小一间四四方方的园子，摆几钵盆栽，之中一钵杜鹃，花瓣紫红，开得鲜妍盛极。

传说大禹东下治水，分开山岭，使水流归大海。龟蛇镇锁，两江交汇。从远古的神话追溯城市诞生的源流。汉阳长江边的禹王矶建有名闻古今的晴川阁，取唐人崔颢“晴川历历汉阳树”之古意。乌瓦朱柱，鱼龙飞檐，木廊石台，江水在石台下静静流淌，白鸥在阁楼前翩翩飞起。晴川阁后建有禹稷行宫和禹碑亭, 为的是祭奠大禹当年疏江导河的功绩。

清光绪十七年的春末（1891年4月20日），力倡洋务运动而名震中外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在他的镇守之地汉阳,准备迎接一行自远方而来的贵客，迎宾酒宴摆在隔长江与黄鹤楼遥遥相对的千古名楼——晴川阁内。

受到如此盛情款待的远方来客不是别人，他是年轻的俄国皇太子尼古拉，也就是后来的俄罗斯帝国的最末一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张之洞之所以如此盛情款待俄皇太子，这其中，除了两国交好的程式礼节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以汉口为起源的华俄茶叶贸易——鼓励口外通商，力促外资引进，是张之洞推行改良新政的重要决策之一。

这一天，天气非常好, 张之洞的心情也非常好，即兴赋诗，书赠席间贵客。

“日丽晴川开琦席，花明汉水迓霓旌”。

春花艳阳，旌旗盛筵，江汉之水，水边晴川阁，一派欣欣然的春光景物和一派欣欣然的人物心情，全都被写进这一首诗里去了。

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武汉三镇举办的规格最高的一次国际间的聚会，地点就选在汉阳晴川阁。